（要闻）石晓军谈《兴亡的世界史》：读两国之书 彰往而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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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和年底，继2014年初推出一套十卷本的《中国史》中文版之后，12月15日，乌托邦再次推出一套九卷本的《谈社兴衰的世界史》中文版。这套《世界兴亡史》作为《中国史》的姊妹篇，延续了为专业知识普及而组稿的原则，特别邀请了九位日本世界史学者，以影响世界史进程的九个帝国为重点，为普通读者撰写了一套具有可读性和学术前沿性的世界史读本，可谓是呼应前作，兼而有之。

日文原版在付梓出版花了10年时间，中文版又花了5年时间推出第一个九卷系列。这套《世界兴衰史》还是大家写的书:九位作者都是日本世界史领域的一流学者，深厚的专业学术背景让他们写“小书”举重若轻，让人觉得难读。其次，译者阵容强大:以第三本《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为例。作者森安孝夫，战后1948年出生，大阪大学博士，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图书馆兼职研究员。译者石晓军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著名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胡希年教授的亲密弟子，现任日本陆机独立协会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就国内读者而言，中国版《中国历史》曾坚持“原则上不允许增删，一切增删都需要原作者同意”，口碑相当不错。作为一套从日本视角展现世界帝国兴衰的集锦，站在不远处的“他者”可能带来更多的思考和躁动。12月15日下午，北京建起了一家书店，共和国专门邀请了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来谈谈这套世界史的阅读和写作。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彭小玉表达了自己对日本学者注重细节的优势的感受。“中国学者在撰写世界史时，往往没有足够的细节。所以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和你研究对象的吸引力也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套书的优点也体现了日本学者一贯的学术思想，非常精细。”在他看来，这一系列的书虽然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总体上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严认为，日本学者更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以《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神话》系列第一卷为例。这本书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基本记载，包括拉丁作家和希腊作家。考虑到了正史以及类似于野史的记录。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套书有见解，有细节，有故事。”

11月底，《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的译者来到北京清华大学讲学，并作了“日本汉文图书的描述与特点”专题讲座，并在清华校园第一研究所接受了《报》的专访。90年代初在日本生活后，他把自己的学习命名为“来来往往的学习”。读两国的书，在两国之间旅行。”他告诉记者。

石晓军

"能够出版一本图书馆的书表明这本书卖得很好."

本文简介:作为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著名学者胡希年教授的亲密弟子，如何看待胡先生的译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的影响？

石晓军: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本科生，然后去读研究生。当时国内有两个中日关系史专业的研究生，一个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胡希年先生，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王向荣先生。我在附近考了胡先生的研究生。胡先生来自浙江海宁，英语大师许国璋先生是他的妹夫。两人都是清华外语系毕业，英语都很好。之后，胡先生留学英国，专攻外交史，1950年回国。我和胡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中日关系史，重点是唐宋时期的中日关系史。

可以说，胡先生在80年代以前从未到过日本，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研究古代史可以不去目标国家，只要有历史文献就可以，就像日本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不一定去过中国一样。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先生就翻译了许多日本历史著作。“文化大革命”前，日本东亚协会胡先生翻译的《中国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影响很大。之后又翻译了日本著名学者木公武彦的名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延迟，商务印书馆直到1980年才出版。《日中文化交流史》也是日本的一部杰作，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是必须的。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国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迅速升温，中国日本历史学会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在此期间成立。可以说，当时在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人，大概都读过胡先生翻译的这本书。

The Paper:在日本生活多年，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出版机构，以及在日本出版业的地位？

石晓军:查坦社是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日本没有国营出版社，所有出版社都是商业出版社，查坦社也不例外。在出版学术著作的同时，为了保证利润，也会出版一些漫画作品等书籍。在日本，有一个传统，每隔20到30年，各个历史领域的顶尖学者都会写一套多卷本的世界史、日本史、中国史。这三个系列包括在查坦协会的出版物中。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日本出版的国史中，除了日本史，只有中国史会以单个系列出版。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介绍了查坦社的中国历史系列，其中隋唐卷由我翻译。

《华尔街日报》:如何评价在日本，一个国家的历史只能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

石晓军:这是一个传统。说起日本文化，很多方面都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化，所以日本人觉得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文化。近代以前，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中国有关，这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这是大多数日本学者的共识。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首次推出了谈话社12部中国历史系列《中国史》中的10部。我翻译过何泽宝桂先生的《锦绣世界帝国:隋唐》。据说这套中国历史很受读者欢迎，已多次转载。这次《理想国》推出了查坦学会的世界史系列《世界兴亡史》。世界历史原著23部，其中9部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引进出版。有两本和中国有关的书，一本是我翻译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另一本是中国元朝的《蒙古帝国及其漫长的后代》。这套世界史虽然是写给大众看的，但是作者都是这方面的一流专家。这套书最早是在日本大版式出版的，去年在图书馆出版，就是小版式可以放在口袋里。图书馆书籍的可用性表明这本书卖得很好。

"在日本，东方历史指的是亚洲历史."

论文:我注意到日本学术界所谓的东方历史其实是与西方历史相对的，曾经专门指“中国历史”。这和中国所说的日本“东方人”正好相反。在这本书里，我还看到作者森安孝夫把东方历史称为“亚洲历史”。那么“东方历史”在日本是什么意思呢？

石晓军:说日本的东方历史就是中国历史是一种误解。日本对东方史的定义是亚洲史，只是因为在日本研究亚洲史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中国的，所以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认为在日本研究东方史其实就是研究中国史。而东方史对于日本历史学家的意义要宽泛得多，西亚史、中亚史、印度史等等在日本都属于东方史。森安孝夫先生也没有研究过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所以他不是中国史专家，而是中亚史专家。“东方”一词源于中国，“西方”一词也源于中国。明代张协有《东西方研究》一书。在古代中国，我们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东部的地区自然叫东方。直到清末，对东洋的提及才成为对日本的特别提及。在日本，东方历史就是亚洲历史。

论文:解释一下日本学术界对“东方史”的含义，请大家澄清一对概念。所谓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都是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他们的学术观点有何异同？

石晓军:所谓的东京学校和京都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过去的名字。以东方史的研究为例，主要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白鸟居仓木池为首的东京大学和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大学的研究者，由于观点和见解的不同，被视为不同的学派。例如，白鸟和内藤就恶马国的位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京都大学第一歌手内藤湖南说，秦汉是“古代”，魏晋至唐代是“中世纪”，宋代以后是“近代”。在东京，战后以前田直树和西马安史为首的一批学者，把一直到唐朝中期的时期视为“古代”，认为是在宋朝之后进入“中世纪”。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东京和京都在重视文献和进行实证研究方面是一致的。现在两者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

论文摘要:为了追溯森安孝夫的知识谱系，他一方面继承了东京学派，另一方面研究了法国东方主义。两者都属于从中国以外看中国的视角。能说说两者的异同吗？

石晓军:森安孝夫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自然他会更受东京学派的影响。他生来就是研究中亚历史，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从7世纪到9世纪，欧亚大陆集中在东方和中间，其中有几股主要势力。唐帝国是东方最大的势力，而突厥、吐蕃、回鹘帝国与唐帝国同时并存。正是丝绸之路在这些主要力量之间起着纽带的作用。丝绸之路不是路，而是网状的表面。每个国家和城邦都是这个网络的节点，几乎覆盖了从东欧和亚洲到中欧和亚洲的所有地区。所以说这个历史时期，就要说丝绸之路和唐帝国。法国和欧洲的东方学者主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等地的文献和文物为依据。森安先生在巴黎留学，接触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他的外语能力很强，熟悉很多古字，视野很开阔。

论文:从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德国地理学家Richthofen到日本著名的东方学者Matsuda Hisao，他阐明丝绸之路包括沙漠绿洲路、草原路和海洋路，然后成为一个科学的定义，我注意到这个表述与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在空的概念中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在这两者之间，

石晓军: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与唐朝帝国》一书中的重点。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一直是日本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原因很简单。丝绸之路与日本文化直接相关，日本文化受到中国的影响，也通过中国受到欧洲和亚洲的影响。每年11月，在奈良国家博物馆举办“正仓园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展出的展品不仅有日本的，还有中国的，中亚的，西亚的，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日本的。

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在日本起步很早，二战前就受到重视，研究成果很多，松田寿男就是其中的代表学者之一。在日本学术界，狭窄的丝绸之路指的是沙漠中的绿洲之路。唐朝以后，中国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于是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唐朝的时候，很多阿拉伯商人都住在福建泉州。提到的丝绸之路一般有三条，一条是更往北的丝绸之路(草原路)，一条是绿洲丝绸之路(敦煌、武威等)。)，还有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过去常说，日本接受了中国文化在其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日本也通过中国接受了世界文化。

“真正的“自虐史观”不是正视历史。”

论文摘要:针对《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这本书，前言提出了“自虐史观”的问题。关于二战后日本所谓的自虐史观，有两种表述。一种是日本右翼称否认军国主义历史的历史观为“自虐”，另一种是森田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欧的历史观被过分尊重，亚洲标准被抛弃，被认为是一种“自虐”。你怎么想呢?

石晓军:原著第一章，安森先生写了自虐的历史观，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思潮，导致一些人认为日本的战后历史研究是一种“自虐”的历史研究，应该抛弃这种自虐的历史观。当年提出这种观点的都是右倾，当时还组织研讨会，声称要改写日本历史。当然，森安先生和这些人不一样。他认为，日本历史上的外敌侵略应该用文字记录下来。在他看来，真正的“自虐史观”是不正视历史，一切都落在西方的历史观。

报纸:中国公众对粟特人的了解相对较少。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国家，粟特人以商人闻名，并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是奢侈品贸易，武装商队是必然的，因为怕沿途骚扰。我的问题是:粟特人有什么特点？

石晓军:粟特人是他书中描述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过去粟特人被整个学术界忽视，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也没有很好地发掘与粟特人有关的文献。近年来，由于一系列考古发现，粟特人成为一个话题，发现了许多粟特人的坟墓，以及mainland China Xi安周围。

粟特人是白种人，有胡子，高鼻子和深眼睛，蓝眼睛。粟特人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有自己的城邦，中国文献中也有记载。在史料中，这些城邦被称为石国、米国、郭康和石国。很多中国人的姓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比如我姓石，康姓，米姓，石姓。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大学的向达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安氏也可能是粟特人的后代，安禄山是粟特人的混血。

粟特人善于经商，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本书强调，粟特人不仅做生意，而且用自己的财力影响政治军事活动。森安先生认为，粟特人是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历史的驱动力之一。

论文: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味”，从白居易的诗《我愿求牙，不侵洋，不侵夏》看中国人的保守思潮。如何评价唐帝国整体的开放保守？

石晓军:白居易是中晚唐诗人。当时他的国力不如以前，自然出现了一些排外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易”与“中”的概念。其实两种思想一直在斗争，一种是天下一家，不可分，一种是中国和易要分清楚。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盛世都是关于世界的。此外，所谓的中国和彝族不是以地理来区分的，而是以文化来区分的。按照以往的说法，那只是一个字——“李”。有“礼”的地方是“华”，没有“礼”的地方是“易”。

以南北朝为例，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长安和洛阳是北方的中心，建康(南京)是南朝的中心。北朝虽然以游牧民族为主，但自认为“中国”，视南朝为“夷”，所以在都城洛阳建了“四夷亭”，南朝使者来了就住在这里。同时南朝的思想和做法当然是一致的，都认为对方是义弟。所以中国和彝族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是可以流动的。所以日本古代王朝一度自称“华”，邻国朝鲜称“夷”。

本报讯:美国学者傅高义曾经说过，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每一个细节。你从90年代就在日本生活了。能否介绍一下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现状？

石晓军:在日本研究中国或涉及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日本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日本。古代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研究中国汉学的传统由来已久，不是从近代开始，而是从古代开始。据《隋书经志》记载，当时中国有图书3100多种，日本平安时期有一个中文目录，叫《日本发现图书目录》，记载了1500多种中文图书。也就是说，隋唐时期中国出版的书籍有一半在当时已经传到了日本。可以说，除了中国以外，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大的存储容量。甚至有些书在中国没了，日本还留着。因此，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都到日本访书。比如晚清外交官、学者黎庶昌，前后两次驻日。他在华期间，收藏了26种200卷的中国失传古籍，回国后刻成《古籍丛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论文:在日本，这套书是每个人写的。你认为会给中国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

石晓军:就丝绸之路和唐朝帝国而言，书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术语是欧洲和亚洲的中部地区。森安先生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他还看了唐朝和丝绸之路。这个视野会更开阔。中国人自商朝以来形成的取向观念不是四方观念，而是五方观念，东西南北中间，四面蛮夷戎狄，是中原人在大陆形成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个观点可能会给国内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另外，据我所知，这一系列的书虽然是日本史学“大家”写的，但无论是丛书主编还是出版社，都不干涉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而是让作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自己最有研究经验的东西。所以，即使在日本，这套书也是很特别的，既不同于难懂的学术专著，也不同于直白、全面、稳定的通史教材。相信这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阅读体验。

(本文来自《The Paper》，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The Paper》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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