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专家：治理校园欺凌要法治、自治、德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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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时期未成年人接受的事物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近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不仅增加了“网络保护”的专门章节，还对防止校园欺凌和性侵未成年人做出了规定。同时，赋予教师惩戒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也是广泛争论的问题。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把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网用法治填满，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身心健康，也关系到祖国的未来。

【核心提示】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婚姻家庭民法典草案三稿等。，最近已在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开征求各界意见。这三个草案都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对此，记者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涉及的相关内容，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陈格。

葛，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回答者/照片礼貌

正文共3038字，预计阅读9分钟▼

10月21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不因年龄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问题，同时又缺乏后续的矫正措施，导致许多未成年人在走上犯罪道路之前再次犯罪。草案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的八项过渡性教育纠正措施:给予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责令作出悔过声明；责令定期报告特定时期内的思想状况和活动情况。

近日，大连14岁以下男孩谋杀10岁女孩事件曝光后，公众对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寄予了更高的期望。那么，如何修正“两个规律”？修改后的“两法”是否可行？对此，记者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陕西省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会副会长褚陈格。

“两个规律”应该相互联系，各有侧重

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时隔多年迎来了一次大检修。这次修订还将修订《预防少年犯罪法》。各行各业的人都希望这次改革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此你怎么看？

葛:没有什么方法能立竿见影。法律修改后，整个社会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有一个执行法律的过程。立法只是法治体系中的一环。立法很重要，执法、司法、守法也很重要。工作机制的建立也涉及到各个方面。法律顶层设计后，可以跟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制度建设有了基础。因此，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行重大修改，必将促进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完善。

应当指出的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很广，民事、刑事、行政和社会等许多领域的法律都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但不是唯一的法律。因此，在本次修订中，应注意处理好本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其他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本法只规定了原则和联系。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的，尽可能在本法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明确提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和对《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的修改要一并考虑。因此，还应特别注意妥善处理这两部有关青少年的法律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联系，各有侧重。

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应该是法治的

记者:最近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聚焦校园欺凌现象，引起广泛共鸣。现实中，校园欺凌一直是未成年人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你认为相关单位的工作有哪些不足，有什么建议？

嘿:2016年我给陕西省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家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的综合平台和协调机制尚未建立。首先，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的政策、法律标准和制度并不完善。其表现是学校和教师无权处理学生严重的不良行为。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行政处罚与犯罪之间形成的空违法行为矫正办法文件已不能满足教育矫正未成年人的实际需要。大部分案件都是私下解决，甚至结束。受害者及其父母极度不满，或者求助媒体，或者选择上访。其次，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的支持力度不够。第三，政府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缺乏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

第二，相关主体治理能力弱，责任不到位。例如，学校在及时发现校园欺凌和暴力方面的角色冲突。学校欺凌和校园暴力的三级预防体系并不完善。学校手段有限。父母监护人的责任没有很好的履行。目前“两法”修改是专门针对上述问题的顶层设计。

我建议我们应该履行我们的国家责任，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第一，注意预防。第二，建立科学、合理、顺畅的不良行为青少年转诊制度。第三，构建学校欺凌和暴力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构建支持和服务家庭教育的体系和平台。国家法律修改后，尽快完善地方立法，实现对校园欺凌和暴力治理的法治化。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欺凌背后缺乏家庭教育。对此你怎么看？

葛:研究表明，遭受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高危人群之一是来自问题家庭的学生。同时，青少年的校园欺凌行为也与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关。例如，父母与父母之间以及家庭中的孩子之间的家庭暴力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性格，进而导致包括学校欺凌在内的严重不良行为。

要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统一

记者:近日，大连市一名10岁女童被一名14岁以下男童杀害，引发人们讨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有人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你的看法是什么？

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在我国提出已有40多年，但在整个法学界赞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并不多，也就是说主流观点反对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我的观点也是反对降低的。因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矛盾的。给大量未成年人贴上罪犯的标签，其实弊大于利。总有极端情况，立法者考虑社会常态。立法不能因为有少数情况就修改。如果将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到13岁，万一再出现12岁的人犯罪的情况，你会不会降低？至于个别案件如何救济，除了给行为人定罪外，还必须有其他方式对其进行惩罚和纠正，也有救济受害者或其家属的方式。

记者:你认为具体工作中有哪些不足，在预防未成年人侵权和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葛:第一，如何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如何平衡保护与矫正，尤其是如何掌握惩罚的手段和程度。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争议的。

第二，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已经探索了几十年。目前，大量证据都是基于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书。存在法律依据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规范。

第三，改进教育、矫正、改造和惩罚的具体方式方法。比如国外有社区劳动和义务教育。这些制度能不能中国化，怎么能中国化？现行的前科封存、适宜成年人在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等制度，而不是采取形式，怎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四，社会参与不足。我国的主要资源在党政机关，越往下资源越少，很多地方社会建设滞后。例如，如何让社区力量、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融合，需要大量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政府保护应该是主体

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出，政府应当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责任。修订草案整合了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增加了“政府保护”的专门章节，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细化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并对国家监护制度做出详细规定。你认为这样对保护未成年人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解决执行问题？

葛::在各种保护体系中，政府保护应该是主体。过去，政府保护是模糊的。青年权益工作，党和政府早就委托共青团组织牵头协调。比如各级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各级团委，各级综合管理委员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专门小组办公室(2018年机构改革取消，职能转移到政法委员会)也设在各级团委。无保障的办事处和特殊群体是团委权益工作的起点。与政府机构相比，共青团作为一个团体组织有其优势，但也有其劣势。主要缺点是缺乏资金和行政资源，缺乏政治权威。前几年民政部门主要推进儿童福利制度改革，民政部先后设立儿童保护部门和科室，体现了在政策层面强化政府责任的思路。目前，立法没有明确未成年人保护的协调机制。未成年人保护应当贯彻综合治理、联合治理的理念。各单位和部门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协调，需要进一步探讨。原标题:“嘿:修改“两法”要贯彻综合治理、联合治理的思想。”

记者|邵春雷

编辑|田雄

原标题:《关注未成年人保护6 |严教授访谈录:两法修改要相互衔接，各有侧重》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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