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创业青年们

本篇文章5591字，读完约14分钟

原文:谢妮复旦青年

10月23日下午，“改革先锋”、义乌小商品市场孵化器谢高华逝世。

谢高华，1931年11月出生，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义乌县(今义乌市)党委书记、衢州市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高华首创“发展商贸，建设县城”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催生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为国家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先锋走了，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创业者的摇篮，吸引着年轻人在这里扎根。《复旦青年》曾经报道过2018年义乌创业青年的故事，今天重新发行，用旧闻纪念逝者。

复旦青年实习生记者谢妮来自浙江义乌

复旦青年记者朱经纬冯琪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周鑫宇主编

本文最初发表在《复旦青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上

▲谢高华/土元网

88岁的谢高华用了将近半辈子的时间来决定“鸡毛飞扬”的高度。

谢高华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渠县鲁恒乡禾哨溪村，以义乌为第二故乡。1982年，改名为“乞丐”，成为义乌县委书记。他以一个“决定义乌小商品市场生死”的县代表大会，为这个县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会议宣布农民可以去城市经商，城市市场开放，政府支持普通百姓经商致富。从“鸡毛换糖”的小生意，到“全球仓库”的发展格局，义乌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快车”，小商品市场不断搬迁和拓展。

2018年12月17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突出贡献的决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义乌县委原书记谢高华也榜上有名。

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的故事在病榻上戛然而止。先锋走了，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创业者的摇篮，吸引着年轻人在这里扎根。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7万名实体商户中，18-35岁的青年创业者占35.7%。他们有的世代生活在义乌，有的来自外地。

45岁的鲛人仍然记得她年轻的时候，跟随父母来到义乌第一代小市场购买小工艺品。“最初的企业家”坐在简单的水泥板摊位后面，与顾客谈论价格。

几十年后，1994年出生于陕西的胡春波来到义乌谋生。当年的小市场，已经成了强制性的国际商贸城。他发现这个地方比他原先想象的“大型批发市场”更“高端”。

很多年轻人从实体店批发做起，瞄准电商的好势头，开始转型。像鲛人这样的“老青年”已经被时代甩在后面了——谢老书记留下的“鸡毛”还能飞得更高吗？他们选择向前摸索。

▲志愿小商品市场/摄影:冯琦

刚离开家或者学校工作。

2012年，胡春波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能在上三流大学和出去之间摇摆。

当时，义乌已经被称为“小商品之都”。父母认为义乌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城市。在他们的建议下，胡春波放弃了上学的念头，一个人去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然而，找工作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胡春波住在商贸城附近的一家酒店。十五天后，他还是一无所获。对他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我打算第二天早上离开义乌，去北京或者深圳找一份电子相关的工作。”

今天下午，胡春波在小商品市场的店铺间宽敞的过道里穿梭，做最后的尝试。他被一家拉链批发店门前写着“救命”的告示吸引住了。老板娘告诉他，只要不太辛苦，明天可以过来试试。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胡春波到了，店还没开。但他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两个年轻人在门口等着——就像他自己一样，他们是来找工作的。此时，老板叶国华还没到。

“我心里其实有点害怕。”胡春波想尽可能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既然我说了第二天来，那我就正常上班。”他帮助旁边的工人一起工作，开始搬运货物。剩下的求职者一直站在门口，等着老板。

中午12点，叶国华出现在店里。胡春波此时汗流浃背。看到这，叶国华淘汰了剩下的求职者，胡春波“从后面来”，得到了工作。

叶国华的店铺位于国际商贸城四楼，80平米的店铺里有七八个员工。胡春波最初的工作是简单的手工:包装、装载、交付和卸载。每天早上6点起床，离开出租屋，坐1小时公交车，往返23英里，下罗宅等地，到达义乌市中心的国际商贸城。“一天装四五十件货，提七八十斤东西，很辛苦。除了中午吃饭，没有休息时间。”晚上坐车回家，吃完饭，他经常累得直接躺下休息。

但是胡春波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在他的生存得到保证后，他考虑开自己的店。这时，叶国华渐渐把客户的联系方式给了胡春波，让他安排订单的制作和发货，甚至让客户直接付款给他。

这让胡春波很担心——如果叶国华让他继续深入店铺的运营，以后就很难脱身了。于是在2015年11月，他向叶国华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想法。为了避免老板误会，他主动提出把所有接触到的客户都连接到叶国华，自己白手起家。

与胡春波不同，28岁的傅是义乌典型的“第二代商人”。父母一直在小商品市场做工艺品生意，这两年刚退休。出生于动画设计行业的傅毕业后投的简历，很多都丢失了。无奈之下，他回到义乌找了一份与设计相关的工作。

“大人去哪里，怎么做生意，怎么做交易，怎么付钱，我都看在眼里，父母教一点，我慢慢就习惯了。”从小受义乌商业氛围的影响，赶上淘宝开网店的第一波浪潮，傅一边打工一边自学网店设计和店铺运营。很快，他在淘宝上开了很多店铺，开始了从台湾进口食品、母婴用品、营养产品的生意。

我在电商行业尝到了一些甜头，无法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所以全职做电商的想法在傅的脑海中油然而生。2016年，经朋友介绍，他接触到一家销售衡器的厂家。他辞去了原来的设计工作，投身于电子商务。

称重秤和脂肪秤这两年有流行趋势。普通商家卖的衡器外观普通。为了让自己的店铺与众不同，富苏超将自己的设计专长应用于电子商务。他亲自排版制作效果图，试图通过增加电子秤外观的时尚感来吸引女性顾客。

一个秤的成本在22元左右，淘宝店的价格是29元。起初，富苏超只做零售商。因为重量大，一个秤运费高达5元，每个秤利润压缩到2元。一开始规模推广效果不好，销量不高。

傅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他开始寻找一些可以和他合作的组织和团队，比如想推广减肥产品的微信业务，以及新开的美容院。规模已经成为这些合作企业的礼物，因此商店成功地转变为定制批发。

销量增加后，运输成本降至1元，每间房利润增长20%。傅靠批发秤赚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工作中的傅/来源:傅

与傅相比，胡春波在创业初期更为艰难。

拉链门槛低，上手快。胡春波被家里人给了15万本金。“如果是租的店，挂了牌子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任何客户基础，创业并不容易。“上半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不行，我可能还想撤退。”胡春波说。

前两个月只做了一笔生意，赚了700块。

押金交了，产品做了，但是客户说胡春波拉链有问题。胡春波被烧得焦头烂额，亲自咨询了很多小商品市场的大商家。

问题是拉链配不上商家的包。胡春波和客户打了几十个电话反复解释，终于在2016年春节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客户没有要求他赔偿或者重做，“第一桶金”以700元结束。

好在胡春波作为新人，得到了周边商家的照顾。老一点的商家经常帮胡春波说服厂家生产几百块钱他们不想接的紧急订单。

到2016年年中，胡春波的店终于有了稳定的批发客户和合作品牌。“既然赚钱了，就觉得很幸福，所以想坚持下去。”

鸡毛是怎么飞上天的？

鲛人出生于1973年，继承了父母的生意，并于1997年来到小商品市场。她的爷爷和叔叔都参加了“敲糖帮”，跑遍了浙江，甚至尽可能去了江西、福建等与浙江接壤的省份。

“叩糖帮”是“鸡毛换糖”时代义乌形成的商业江湖。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小贩们摇摇铃，摘下红糖、白糖，或者龟苓膏、梨膏之类的一些小吃，挨家挨户去换鸡毛，组成了“敲糖帮”。作为交换，优质的鸡毛被用来制作鸡毛掸子和羽毛球出售，而劣质的鸡毛则在地里沤制肥料。

20世纪60年代末，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始于23里镇，“鸡毛换糖”的贸易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敲糖帮”逐渐意识到用小商品换鸡毛比用糖更受欢迎。慢慢地，一群专业的小商品商贩活跃在市场上。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些市场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是政府机关整顿和打击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初，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因地制宜，保证经营自主权，发挥生产积极性。然而，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并不一致。在义乌，这些小商贩还是要被冠以“投机”的不正当名称。

据《义乌商报》报道，生计艰难的农民何海梅、冯爱谦在街上拦住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问:“我们为什么不做生意？”

看到人民迫切希望通过经商改善生活，谢高华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小组冒着“脱岗”的风险，决定宣布小商品市场开放。后来他提出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让农民有信心做生意。

1982年9月5日，政府用水泥板搭起两排简易摊位，在厚镇建起了义乌第一代市场——胡庆门小百货市场。鲛人回忆说:“当时的商人都是义乌本地人。他们把一米长一米宽的水泥板放在钢桶上，货物就堆在上面直接卖。”

▲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来源:网络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也进入了小商品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义乌开通了“宜信欧洲”国际货运列车，并开展了火车邮政运输试点。

如今，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城”。2017年，义乌国际商贸城对外贸易额达到2300亿，占总贸易额的95%。每年有50多万海外客商在义乌采购，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家客商常驻义乌。

人流变得庞大而复杂，但鲛人并不担心小商品市场的法律和秩序:“我经常不锁门，也不带钥匙...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过偷窃或打架。”一家玩具店的女店主也说，即使钥匙插在门上，店里的东西也不会丢。

然而，无论是国内销售还是对外贸易，逃避和欺骗账单的问题仍在继续。1999年，石家庄一客户要求鲛人先发货，后付款。另一个摊位的主人为顾客向鲛人做了担保。虽然他犹豫了一下，鲛人还是同意了。没想到，没多久客户就失联了。

从那以后，鲛人做生意一直非常谨慎，经常不再赊账。但她有时会遇到需要信贷的外贸公司。“如果他提议三天内付款，我可以发货。如果是一个月，我就不做这个单子了。”

当你遇到一个需要信用的客户，即使你保证自己第二天还钱，胡春波那天晚上还是睡不安稳:“毕竟是几十万块钱。一旦赔钱，就干半年。”

“难”的顾客也会光顾富苏超的网店。更换产品包装袋后，他们以销售“三无产品”为由，前往淘宝客服投诉富。傅只能把产品包装的过程一步一步拍下来，把厂家的信息一个个告诉客户。客户最终输掉了官司，但傅还是受到了差评。

在生意上遇到问题的时候，福苏和各种生意上的朋友去公司附近的韩国酒吧。啤酒和配菜上桌后，大家会轮流问业务问题，然后交流自己的想法。

“没有结果，我们不会回来了。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后续肯定会有更多的问题。”这就是傅管理的秘诀。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电子商务浪潮

作为老一辈的“年轻企业家”，鲛人把她父母的服装辅料生意带入了小商品市场。她在国际商贸城4区三楼和四楼租了两家店，主要经营刺绣。

1997年，市场上只有两三个人。“那时候国内客户多，店铺像超市。客户直接来拿货，每天营业额上万。”她回忆道。

然而，从三四年前开始，鲛人的实体店开始衰落。四楼60平米的店铺已经闲置很久了，鲛人打算明年把它租出去。三楼40平米的店，以前有七八个员工，现在三四个就够她用了。

▲饰品批发店/摄影:冯琪

过去国内客户只剩下十分之一，鲛人发现他的实体店业务主要被电子商务取代。

事实上，早在2001年，鲛人就已经在阿里巴巴注册了自己的网店。“当时实体店生意很好，我也没怎么打理。技术含量太高，学不进去。”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实体业务受到严重冲击。义乌“电商之门”全面开启，政府开始通过提供免费电商培训，实施“面向市场的电商”。

鲛人曾经参加过阿里巴巴为商家提供的培训课程，接触过最基本的操作，比如拍照、上传照片和抠图。然而，鲛人却做不到:“学习新东西让我很难接受。我对年轻人刷单开直通车一窍不通。”

鲛人的网店被交给了运营商，生意不好。她一直很看好电商，但如何启动却是“艰难而纠结”。很多“老一辈”商家都表示，年轻人在电子商务方面有很大优势。

自2013年以来，义乌网上交易量超过了实物交易量。2018年1-8月，义乌电商快递业务量达到16.12亿件，位居全国第四。据义乌市商务局统计，当地各大电商平台网上商务账号总数超过27.8万。

2018年3月，富与明创品店合作，在淘宝上开设网店。“双十一”那天，他的网店营业额达到8万多元。“双十二”接踵而至，傅营业额激增至20万。

7月和8月是拉链业务的淡季，很少有顾客光顾。胡春波意识到线下的商业模式很被动，于是决定自己开发网店。目前，他在阿里巴巴和淘宝都有注册店铺，通常会在脸书上积极寻找客户。

他的生意在过去两年也稳定了下来。2018年7月，胡春波在商贸城又开了一家分店，母亲也是老家人。“一方面帮我打理店铺，互相照顾。另一方面，母亲已经退休，也可以在这里养老。”

▲胡春波拉链店贴招聘启事/摄影:谢妮

胡春波年收入40到50万，去年在苏溪镇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公寓，离国贸城只有20分钟的路程，还拥有一辆宝马三系车。他觉得自己以后很可能会永远留在义乌。

(文中叶国华为假名)

微信编辑宋一顺

原标题:《青春书|》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创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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