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我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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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独自坐火车报北大。我坐了当地的火车。从上海到北京需要三天三夜。火车上的设备很简单。卧铺是木凳，靠背很低。如果不是卧铺，没有座椅靠背。火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出门的时候家里给我准备了干粮和水。每次火车停在一个车站，它都会停很长时间。看着窗外，感觉很多城市都远远落后于上海。在去北大报到之前，我并不知道北大当年的招生时间被推迟了。结果到了北京火车站，发现没人接，也没人管。

于是，我一边等着报到，一边每天去历史系办公室给他们抄稿子，都是北大高年级学生写的文章。我在书架上看到了很多线装书，我一边抄一边想，这些大哥大姐学的太多了，文章写的真的很好。通过临摹，我熟悉了一些高年级学生。听他们谈考古很神秘。有同学跟我说考古很有意思，可以经常去野外看山看水。我对生活一无所知，却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是希望以后不要整天抱着书。如果考古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那不就是我要选择的吗？能读诗读书，遍游名山大川，自然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

我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去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很多精美的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对考古充满了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了，所以想都没想就报了考古。现在想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一无所知，然后我知道，愿意研究考古的人并不多，因为太苦了。就这样，我迷茫地选择了考古学。

包罗万象的学术氛围

1958年入学时，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大也在开展“双抗”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敬佩的张正聪先生被北大调走，马寅初校长被批评。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大潮中，北大的很多老师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一些学生依然一如既往的勤奋学习。依然能感受到北大特有的学习氛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记得当时历史系也建立了统一的图书馆和阅览室。1959年至1961年逐步扩建后，资料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系还协助中文系组织了“古典文学专业”，专门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文学人才。

尽管有这样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校园氛围却充满了对共和国现代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毫无疑问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努力学习，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生的共同理想。

我记得当时上海的大街上穿补过衣服的人不多，但是北大的很多同学还是穿补过的。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艰苦，但大家都不觉得苦，普遍乐观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北大学生的积极性。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迟到的学生根本没有座位。有时候图书馆前面会排很长的队。当门打开时，学生们会蜂拥进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不能满足所有想学习的学生，只好实行分配制。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看书。这就是当时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食物也是定量的。食堂第一道菜是一角，第二道菜是八分，都是荤菜；C菜六分，D菜四分，无肉，全素。刚到北方的时候，我习惯吃米饭，但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块钱，很少有学生买得起手表。同学戴手表，大家都会说他是“上等阶级”。

进入学校后，我们58级的学生因为早期的专业化，参与田野考古的机会更多。1959年，我们参加了陕西华县发掘现场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险开挖；1961年参加正式生产实践——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雪山文化遗址，发现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辽代民居遗址。如此多的实习机会给了我们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至1962年新开设的专业课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分别由卢遵义和严文明教授。从1962年到1963年，新开设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余教授。

20世纪50年代，北大学生充满求知欲。当时，许多专家和名人来北大讲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沃伊和卡·戴耶夫，印度作家库马尔，日本作家滕林·季承和敖诺吉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姐和吴祖光，相声大师侯，电影演员赵丹、白洋、黄宗英、孙道林等。都去了北大和学生交流。

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艺术。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我们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然后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仁义。从剧院回来，错过了最近的班车，就三五成群的唱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到校园。我们到达学校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这种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这样的朝气和热情。

去北大前夕，父亲和我长谈。父亲说:“如果你考上北大，你未来的生活将是另一个世界，你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果然，一到北大，我就一直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名书，北大过去培养了多少人才。这的确是学术圣地。

50年代，北大有一批优秀的教授。历史系人多，其他系也是。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尧尧先生。三位先生在生活各方面和研究方法上各有特色。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学术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的吸收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可以在主要受一位教授影响的同时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良好的教学模式和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的学术氛围也是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人类一切文化遗产的气魄和气魄。对于多元化的中国文化、现代新文化和西方文化，鼓励学生培养广阔的世界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的精神传统是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考，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献身于国家和民族最需要的事业。

下期亮点:195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全国各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也随学校从市内的沙滩迁到西郊的盐源，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名称由原来的历史系改为历史系。在院系大调整期间，在文化部和中科院的积极支持下，为了抢救全国各地大型建设工程中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专业教研室，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文物图书的力量，先后举办了4期考古培训班。四门考古培训班为考古教学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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