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群山绝响》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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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是《大山》的热心读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版)。他们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或者从父母口中，旧的琐事——如今，因为看小说的形象化和细节化，他们对那个时代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印象和认知。

我用毛笔写这个长篇故事已经三年了。冷冻一段时间后，开始间歇性修改两年。刚出版不久就印了两次，现在已经印了三次了。

我老婆不怎么看我的作品。但是，这本书《致命山脉》，读了两天，她很少夸几句。你知道，在大多数妻子眼里，丈夫是一种没什么可说的动物。但他的妻子同时批评或质疑:当时的农村真的那么苦吗？我一参加工作，就在人民公社干了两年，天天下乡。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我说你1979年从县城到农村公社工作，我的小说是1976年写的。时代变了，虽然后来不是很大的变化，但根本原因是你是在城市吃商品粮长大的，我是在农村吃农资长大的。能感受到皮肤的只有我，没有你，老婆也不再沉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用微信晒元宵，说小时候只听大人说过元宵、粽子、月饼、年糕等当季美食，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个女作家留言说我夸张了，说她不记得了。我说你也吃城里的商品粮。你知道金惠帝的典故吗？某年，农村大饥荒，到处都有人饿死。面对大臣的报告，金惠帝用反问的语气给出了解决方案: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

时不时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说当时是平等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表述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看来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当时商品粮相对平等，而农业粮相对平等。然而，商品粮和农业用粮之间的差距很大。8亿农粮的人均收入还不到1亿商品粮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农村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所以那个年代，除了国家宏大的“两弹一星”神话，真正诱惑底层民众的神话，就是跳出农家大门吃商品粮。

但我不想以“诉说苦难”为基础来写我的长篇故事。而且纵向对比民国战争年代，新中国的情况简直很好。除此之外，文学作品不同于“灾报”，有着天然的审美义务。我这边重要的是写黎族人的淳朴，对伦理道德的热爱，地域的魅力，以及不同的乡村风情——尤其是泥土和生命的坚韧。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四个关键点:1911年君主制结束；1937年日本侵华；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致命的群山》写于1976年，距离故事的结局只有九个月，也就是说，在周总理和毛主席去世之间。壮丽的国史是历史学家写的，人的生理是作家填的。

我以为我完成了什么。我值得养我的亲人和土地，值得培养我的老师朋友和读者。□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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