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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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2018年就有6302例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那些用现有的医疗手段无法治疗的病人，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延长了生命。

一边死了，一边投胎，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人就是这次终身接力的“摆渡人”。2019年12月16日13时30分，北京佑安医院，一名56岁男性患者因器官捐献被从icu推进手术室。

一个小时后，患者的肝脏和肾脏被取出体外，然后根据计算机系统的分布情况提供给不同的受体。之后，他的生命将延伸到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这是由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成功协调的第184位捐献者。

寻找潜在捐赠者，联系捐赠者家属，宣讲捐赠政策法规，帮助完成捐赠……生死是刘源和他的团队每天面对的话题。

“我做临床医生已经11年了。这期间我见过太多晚期肝硬化肝癌患者。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肝源，我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结局。作为医生，我很无奈。”

刘源，40岁，曾经是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医生，现在是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opo)主任。

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应运而生。

2014年，从事肝胆外科工作11年的刘源放下手术刀，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连刘源的父母一开始都无法理解他的选择。家里很难培养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你为什么辞职？

但刘源知道，虽然他不再是临床医生，但他的选择可以让更多的生命延续下去。

近年来，我国有关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如今，器官捐献是我国公民死亡后器官移植捐献者的唯一合法来源，这就需要像刘源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来协调工作。

在过去的五年里，他和他的团队联系了500多名患者的家人，并成功协调了180多项器官捐赠。因为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死亡，每一次器官捐献协调都是与时间赛跑。

“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谈这件事。”

刘源回忆说，他接触的第一个捐赠者是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男孩。这个男孩死于脑胶质瘤，因为他无法治愈。面对痛苦的父亲，刘源不知道怎么说“捐款”这个词。

“那天我和孩子的父亲谈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在回忆过去的生活场景。后来我们去医院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两个人喝了一瓶二锅头。他哭了，我跟着。哭……”

最后，父亲选择捐献孩子的器官，男孩捐献心脏、肝脏、肾脏、肺和角膜，挽救了5条生命，让盲人重见光明。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协调都会如此成功。

很多时候，悲痛欲绝的家属都无法理解，刘源为什么要跟自己提出这么“残忍”的事情。被骂成了家常便饭。

“家庭成员都有情绪期，需要时间去接受亲人即将离世的事实。另一方面，病不等人，很多病人的生命都是分分钟倒数的，要抓紧每一分钟。和家人谈捐款的时机其实很难把握。"

刘源承认他们一开始没什么经验可循，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他甚至买了心理学的书来读，为了更好的了解和帮助家人。他办公室的茶几上，常年放着矿泉水、纸巾等物品，有时家人也会用到。

“其实很多人在感情上是很难放弃的。我们要做的是倾听家人的抱怨，这可能是最大的安慰。”刘源说。手术前刘源做了最后的沟通。这么多年来，他的手机一直是24小时开机的。

“最大的困难是未知。有些家属同意捐献后会后悔，我们能做的就是和他们充分沟通，尊重他们的决定。直到最后一刻，家庭成员都有选择捐献与否的权利。”刘源说。

因为器官捐献需要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所以有时刘源必须出国与家人沟通。这么多年来，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因为随时都可能有工作要做。

有一次，为了取得一个病人父母的同意，刘源曾经连夜从北京赶到陕西农村的一户人家，为了向所有家属说明情况。然而，协调最终没有成功。

“失败的案例更多，有时候甚至会在失败的案例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工作本身的意义不能仅仅从结果上看出来。我们必须告诉所有家庭成员关于器官捐献的情况，并尊重他们的选择。”

刘源说，每次捐款成功，心情都很复杂，不会有成功的喜悦，更不会有成功的滋味。他说，这些捐赠者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来自不同的家庭，每一次捐赠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

这些年来，他觉得对自己更负责任了。让每一个捐献者都有尊严的离开，让他的家人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没有遗憾的决定，是他最大的责任。每次器官捐献手术前，医务人员都要举行一个静默仪式。

然而，令刘源高兴的是，近年来，他明显感觉到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识有所提高。甚至很多健康人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表示希望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4年3月，器官捐献志愿者注册网站正式上线。这也结束了公民背后长期存在的“无法捐献器官”的困境。任何公民都可以将自己登记为器官捐献者，并可以随时修改或取消其捐献登记。

目前，中国注册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人数接近170万。

与此同时，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根据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的数据，2018年中国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同年器官移植数量超过2万例，手术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二。

但是对于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来说，仍然有大量的患者急需移植。

“中国每年约有30万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与现有手术量相比，差距依然巨大。”刘源说。

从更专业的衡量指标——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来看，2018年我国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上升至4.53，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目前国际公认的器官捐献系统运行门槛是百万人捐献率10。西班牙是欧洲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接近50%。

“器官捐献的发展涉及配套法规、人文教育、文化背景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源说，他和队里所有的人都注册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在他看来，事实胜于雄辩。

(原标题为《走近器官捐献协调人》:“摆渡人”在生与死之间奔跑))(本文来自《The Paper》，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The Paper》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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