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袁凌：寂静里面还是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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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张宇慧刘梦之

随着信息化新闻的井喷，人工智能产生的新闻信息不断涌现，数据和逻辑理性产生的新闻渗透到传播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新闻、长篇报道、非虚构写作等“讲故事”新闻的价值，未来的演进路径是怎样的？

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媒介、传播与叙事”学术研讨会邀请了非小说作家袁凌分享他的创作经验。袁凌以2019年出版的《沉默的孩子》为例，切入非虚构写作的相关问题。这本书写了4年多，走访了21个省市自治区，采访了140多名儿童，其中36个故事涉及70多名儿童。袁凌分享了写这本书的初衷和他的写作思想。以下是袁凌分享的摘录。

一、写作的初衷

2015年开始想做一个关于中国孩子生存和心理状态的扫描。最初的原因是我和非营利组织有一些合作，给他们写一些关于孩子的小故事，帮助他们筹款和宣传。当时写了八个小故事，然后整合了一本小册子，也叫《沉默的孩子》。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摄影师想做一个长期的项目去看望孩子，但她缺少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她是女生，而且这些地方偏僻艰苦，她问我能不能和她合作。当时我有一些思想负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当时是博客世界的员工，有一些写作任务。比如我每两个月就要有一份稿子，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这种访问会带来什么。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比如一两个月一次，花一点时间写一篇短文，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不会干扰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我也不太担心没有回报。但从长期的大规模访问中，我会想到会取得什么成果。这些孩子不是新闻事件的热点，也没人关注。一般有些地方有热点事件跟进，基本都是这样，或者至少是一个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消息。这些孩子分散在各处。据我早期接触，没有新闻点，很常见，很平淡。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去拜访他们，可能得不到回报。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当时就犹豫了。但当时我想和这些孩子进行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接触，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可能并不存在。因为我的年龄不小，四十多岁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我似乎也不能放弃，只好试一试。

我们当时的方式是每个月下去，或者每个月多一点。我们在儿童之家呆了半个月，然后路程可能会很长，所以其实一个月要花将近20天的时间在上面。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半。我觉得这是一个快节奏，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第三期和第四期面试的时候，很犹豫，很想放弃。感觉没看到什么突出的，只是一些日常生活，静态的，很想放弃。但是到了六七期，我突然又想通了。我觉得没有热点，没有爆炸，没有这么尖锐的矛盾，这正是我应该关注的地方。因为我们关注热点、焦点、矛盾的群体太多了。

因为我们过于关注这个领域，可能会造成另一种忽视，也就是说，我们把这种非正常冲突下的破碎和极端的生态，当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态，我们创造了另一种庇护。如果在过去，我们忽视边缘和极端的冲突，宣扬和平与和谐，造成一种晦涩，我们关注热点和极端状态下的人性和生存，我们也可能模糊我们的日常领域。所以我现在有机会看到的是，他们已经离开了热点和关注的中心。他们可能也在关注某个热点，也可能在关注潜在的冲突，但其实并不关注。

每个相关对象后面可能有10个或100个无关对象。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就是这种不被重视的孩子。他们还有这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社会意义。但现在的状态是他们失焦的状态，更真实。在专注状态下，我们的视角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他，当事人也没有像他平时那样回应我们。所以我们都期待一个视觉、观众、当事人的互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畸形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去当记者，也没有去热点，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细节和平淡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有意义吗？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它还潜伏着社会矛盾，传递着社会的声音，却没有那么集中尖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是记者，以前经常去热点，但是看到兔子才撒鹰。现在我到这里，之前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想去做。

到了2017年年中，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参观，公益摄影师去做其他公益活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不够，因为这一年半的访问集中在偏远地区和社会底层。我觉得很好，很有趣，但我觉得还不够。我们不能总是去遥远的底部。我觉得应该关注最近的生活，更多的普通人，他们也有内心的需求，有值得传达的东西。所以，我想继续自己去参观。我通过一些非营利组织，朋友，个人人脉联系另一大群流动儿童。他们是怎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家里的生活情况如何？还有城市集中供养的孩子，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也面临着匮乏、分离和焦虑，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艰难。之前没有这样的项目或者写作，我觉得需要尽可能全面的扫描一下。

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尽我所能去看望这样的孩子，重点是北京、上海、南京、吉林的一些城市边缘。到2019年3月，我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面试。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我面试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我在参观的时候开始写故事。所以2019年我最后一次面试结束的时候，我的故事也差不多结束了。我记得我上一篇文章是四月份写的。我一共写了36个故事。其实我去过21个省市自治区。被采访的孩子不是随便聊一会儿或者聊一个小时的那种。至少他们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把他作为受访者进行采访。我有140个这样的孩子。36个故事中，因为每个故事不能只写一个孩子，实际上有70多个孩子，所以我没有细数，我采访的故事也没有全部写出来。为什么？因为当我写36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写不出来。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些故事，但是最后没有写出来，所以不忍心写下来。因为这种日常的，平淡的东西很难写，困难很多。就像当时写99死，后来真的写不出来了。

最近在凤凰城看了一个小专栏。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可以写一点，就给剩下的小朋友多写了几篇。我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故事有的很精彩，有的可能没那么精彩，有的很复杂，有的很简单。但是我尽量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个体，平等的故事来对待，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多写的。此外，还有一些小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写了几个关于生死的故事，收录在我另一本叫《生死课堂》的书里。

是这个项目面试的一个大概情况。它的时间是我所有面试项目中最强的，涉及的人最多，热点最少。有意思的是，它虽然不追热点，但却莫名其妙地遭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更大的矛盾。虽然不想追究重大社会事件和矛盾，但其实里面写的故事都会和热点事件交织在一起。其中十几个故事在《收获》上发表了两次，去年在《收获》的“风园”上发表了五万多字。这是我第一个专业的非虚构项目，我确实严格遵守非虚构标准，不打折扣的做。

沅陵

二、选题的概念

这是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书。我开始了这本书的书名。我为什么要开《沉默的孩子》？我觉得我写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是处于沉默状态的。一种是他们可能离我们很远，可能地理位置近，但心理位置还是离我们很远。他们发出了一种我们听不见的声音，这造成了一种沉默。此外，他们可能会被抛在后面，比如单亲、家庭破裂、自闭症等困扰，处于不符合孩子天性的状态。孩子处于一种非常吵闹的扩张生命力的状态。

所以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奔腾的瀑布。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的世界不应该这么安静。”这个瀑布不是没有奔腾。其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孩子。他就在那个环境里，他们的天性还是很活泼的，有朝气的生活。这就像一个盖着玻璃罩的瀑布。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他们的父母正忙着去上班。因为阶级壁垒和地位差异，可能根本没人注意到。即使这些孩子去了城市边缘，去了城乡结合部，去了城市，甚至去了中产家庭的孩子那里，大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孩子其实也是被各种问题塞满了，其实也发不出什么声音，或者说不容易被我们听到。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主题。

这本书里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我没有用摄影师拍的照片。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摄影师有捕捉冲突的意图，他要传达的是一种冲击、冲突、矛盾的戏剧。但我想消除这种冲动和矛盾，我想让孩子在舒适的状态下展示自己的存在，不受我们的打扰。所以我拍的照片都是用手机拍的。当然质量不高，但我没打扰他们。我觉得我拍的是他们真实的样子，可以和我的文字协调。

封面选择的孩子属于海南儋州西沙渔村的一个家庭。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残疾人。他爸爸也是残疾人，他妈妈也出去打工了。这个家庭里，只有他健康。于是他陷入了矛盾的心态。他不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玩。看到他们会让他感到沉重，陷入某种忧郁的状态。哥哥姐姐有点埋怨他，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还是愿意帮助他们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爱，只是这种状态让他有点无奈。沉默，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奈。这个孩子，虽然处于这样的境地，但并没有失去希望和向往，活力也没有消失。封面图是他爬上海边的灯塔，那是一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老灯塔。这是一个需要努力攀登的孤独场景。但是当他爬上来的时候，他可以俯瞰大海。村里其他家庭都有船。他们家很穷。他们没有船。他没出过海。所以他想出海，他想去内地上大学，上学。

书中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面临困难，可能面临沉默，可能孤独，可能内心有很大的问题和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的希望，他们在努力生活。我记得有作家说过，现在的小说和现代文学作品，往往需要朝着人性越来越阴暗的方向前进，否则无法前进。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人性可能会有困难和阴影。我们不需要强化阴影，也不要说我们的生活没用。

这里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困难，但我想我已经描述过了。不希望大家都挑起热点。我觉得是让他们留下一个记录，让他们有机会就呈现自己的生活方式，留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有同等的价值。如果打开这本书，从第一个故事到最后一个故事，都是同等价值，同等观察，或者同等交流。至于我在参观项目时会遇到的困难，我经历过的一些特殊的事情还是次要的，比如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一些需要克服的心理困难，我觉得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孩子的生命本身可以拯救他们。

第三，关于到达的真相

这种沉浸式面试是有成本的，成本包括现实时间成本、资本成本和心理成本。这也是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很犹豫的原因。比如有些孩子，你去探望一次是不够的，即使当时你和他在一起过了几天。之后我会去第二次，第三次。我去过最多的孩子四次。就像这个孩子的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如果你把他第一次说的话当回事，你得到的是表面的东西。如果你过分强调表面的事实并延伸它们，而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那么你就完全被扭曲了。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随便简单地得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于是我们开始把这个事实延伸得很远。

如果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得到一个可能不那么可靠的事实，那么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深入下去，继续寻找机会和他相处；如果做不到，那就再做一件事，不要夸大，不要延伸不足的事实。这是我们能做的。很多时候，我们更喜欢做减法。不要试图把这样一个有限的东西，你自己心里没有底，还把它夸大到一个大尺寸，然后用这个大尺寸来掩盖自己的底，说服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报告经常被反复颠倒。其实我不是说这些人故意骗人。他可能只知道一点点东西，然后没有去验证，因为这个“事实”符合他的价值观或者他的推测。事实上，这些信息没有经过核实，也不可靠。或许出发点就是用它来满足你的三观。所以，我觉得我更看重这个事实，而不是三观。

然后我面试孩子有很多考虑。比如第一次硬问，就是这么痛苦的事实，会严重伤害他的心智。有时候我们遇到现实的心理困难，一个心理成本，一个也有道德成本。那种咄咄逼人的质疑，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点事实，但往往事实本身就是畸形的。因为你是一个侵扰性的，甚至是侵入性的面试，别人给出的答案也可能是情绪化的，或者是潜在的对抗紧张感。这个事实不是事实本身。

所以只有你不要着急，不要那么功利，能给她时间，能让他有自主权，他表达到什么程度，他的表达方式就是他的自由。我们会有自己的感觉和判断，但感觉和判断是次要的。我们主要是让他表达自己。如果你有条件这样做，就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也不要先入为主地掩盖事实。所以如果没有条件，如果只能和他见一次面，如果只有提问的机会，能力有限，那你就不要把这样一个可能不靠谱的事实，按照你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放大，推得远远的，那你可能就真的跑题了。一种最初的高贵感，一种最初的情感，一种最初的抒情，都很容易变成狗血和鸡毛。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做到，就要尽可能尊重真相，让真相展现出来。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宁愿停下来做减法。这是我的态度。

我以前在编辑部一个权力结构的控制下做稿子，特别容易发生。我们对超出自己预期的事情不那么关注，也会忽略。我认为适当的限制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我甚至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适当的限制就是正义，适当的限制之外没有正义。所谓媒体权力，媒体视角不是一种邪恶的权力，我们不打算否认它的权利。然而，因为我们不像适当的限制那样容易跨越边界，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用我们的关心和批判的眼光去过度解读事物，给它一个框架。

你要有一个合适的极限，你走哪一步，你的问题提到哪一步，如果这个问题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不要勉强。我觉得应该尊重事实本身，抛开自我视角和自我思考。虽然你的思考可能有价值，但不要急于提问。慢慢的，问题就自己出来了。不是为了回避问题，而是给他时间和自我呈现的可能。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孩子，16岁出去工作，总是流鼻血。看到这个消息，一个女生给了他2400块钱，帮他治病。我觉得这个挺感人的。但是孩子没有及时把处方和药单给女孩，证明他真的去看病了。女孩立刻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同情心被骗了，受到了伤害，然后只好报警。结果孩子吓得不敢联系她。直到昨天孩子给我发微信联系我。他一直没有止血，住院一个多月了。这个女生给了他这钱，他居然用了，但是他说一定还。所以女孩不知道孩子没有骗他。第一，她太轻率地投入爱情，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时，就跌到了低谷。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变成了框架，我们变成了对的，就是因为没有适当的限制，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记录员，连正义感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没有放弃正义感，只是让它过去。

我们采访孩子的时候，带的食物不多。比如我们在那里吃饭生活，我们离开的时候会给一些补偿。如果一个孩子说他有些需求，他认为我们是在买东西，他会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买什么不适合他们。我们并不是说爱一开始就泛滥。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在做好事，你有一定的道德话语权。但其实人们心里并不接受这种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处于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当你真的问了敏感的问题，如果你看孩子的反应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从侧面带，比如去采访他的爷爷奶奶。我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会忍着再问，但不要真的伤害到对方，适可而止。不用问，有机会还是要问。有一个方法可以问，就是尽量委婉，自然一点，不要让他觉得是大事，那就先别碰自己，孩子的情绪马上就会把你带过来。

面试有两个要点:轻抬重物和轻抬重物。有的时候越重越放松一定要拿出来好像很自然，然后还有一些细节，你看起来很小很微不足道，你要注意。有时这个细节隐藏着巨大的表现力，可能会带回很多真相。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有一点重要。如果他重一公斤，给他加十公斤。这是对面试本身意义的追求。这是不能接受的。面试只是手段，尽量正常一点。

尊重受访者。如果人家明显不想被采访，那就放弃吧。但是哭不一定是坏事。孩子的眼泪也是一种释放。一方面他可能会忍住不说话，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说话。当马来西亚Airlines/きだよ陷入困境时，受害者亲属的态度非常矛盾。面对采访，他觉得他们应该反抗，否则他们似乎失去了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互相交谈，否则，不仅这个问题没有反映出来，他们的心态也在改变。这些孩子的心态也在改变。他可能其实是需要倾诉的，所以流泪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流泪可能还是个好现象。主要是我们提问的方式，当时的具体情况。

第四，如何放置情绪

我的书一开始没有明确的目的。我没有急着写稿子。这样的社会问题和我之前的采访大不相同。比如去面试高华，我会做很多准备。我一定要能和学者平等交流，平等的和他说话，下意识的和他说话。我能看出他思想的局限和界限。到这种程度，我只能写他，不然只能写崇拜大师的手稿。然而，在我的采访中，我们很幸运。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孩子。我去当地学校，校长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孩子。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有些孩子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不能说这个孩子一定符合我们的期望。

我没有任何期待，也谈不上做太多作业。这份工作更多的在于你的一种心理能力。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女生如果没有厕所就特别麻烦。第二，睡觉呢？要么男女挤一个大炕头，要么没有床给你睡，怎么办？比如孩子听不懂话，沟通不好，甚至怀疑我们，甚至把我们当杀人犯。我们做什么呢有个妈妈把我们当卖儿童器官的。我还有脸。我几乎不给吃的。我还是留下。早上跟着孩子屁股跑。我叔叔像疯子一样看着我。这种情况下，你要有心理能力。如果没有明显的目的，就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意外、偶然因素、随机因素的准备。

一些调查，或者一些要求我们做大量功课的采访。比如我去新疆之前，也会查一下新疆当地几个县的情况，但是这个东西更考验勇气。比如尘肺病患者肺结核开放期咳血，敢和他睡一张床吗？你敢和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生活吗？这些是面试前的准备，另一个是资料准备的扎实和细致。

如何放置情绪？我记得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从前我在微信上的签名是“活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的采访也是一个让人心碎的过程。你要抑制住自己的内心，不要把零碎的负担强加给别人。你内心的感性和感受对当事人来说不值什么，因为你没有权力，你是记录者，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否则会扰乱当事人的情绪。意识有错位。你觉得这东西一直很惨，你觉得这东西再也受不了了，但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每天都在那里生活，所以他活着。你觉得太难了，他受不了，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他把它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没有最后的骨折和崩溃，他就不会爆炸。我记得我在采访中遇到的唯一一次崩溃是在一个被赶出北京的女人身上发生的，当她发现自己的三轮车轮胎被扎破的时候崩溃了。但是如果她崩溃了呢？哭了一会儿，她回去收拾行李。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没有感到愤怒，他没有感到那种悲伤。如果他觉得太难过，他就活不下去。

《生存与命运》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塞门诺维奇·格罗斯曼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情节:一个儿子，全家除了他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秘密穿越千里去西伯利亚探亲。到了之后，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弟弟都饿死了，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他的父亲仍然在泥里工作，砍柴，烧炭，盖棚子。我回来的时候，爸爸看到了他，跟他说了他们家的事，但是爸爸没有哭，只是小声说话。

作家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他说:“有些事是不能用眼泪说的。”

其实就是这样。在你看来，这件事很可怕，但对当事人来说，这仍然是一种生活。只要他活着，那就是他的命，他要承受。作为一个外部面试官，你也要意识到这是他的人生，你不能给他另一个视角去抱怨、愤怒、批评、讨论。这样我们会觉得父亲的心很硬，他活了下来，家人去世了，然后他没有哭，但其实他的父亲在儿子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所以，尊重被采访者的生活，你不能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代替他的生活和现实。其实我们觉得很难过。比如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是一个很幼稚很帅很可爱的女孩，有着作家的梦想，每天都在写作。在她去世之前，她最后的愿望是请他带她父亲去学校，拿回她的一个奖项，在她的墓前烧掉。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仍然感到无限的希望。一年后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化为灰烬。我可以在坟墓前表现痛苦吗？没有，我只能看到她爸爸是怎么默默纪念她的。她爸爸拿来一个热水瓶，做了一壶热水。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去了坟墓。他拿出一袋香浓的奶茶，然后用开水冲走。“周，我们来看你了”就这么平静的说了一句话，父亲的平静，心里激动的情绪是什么，我能表现出来吗？我只能说我跟着他完成了这件事。

后来想起这个女孩，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是我的事。但对他父亲来说，这就是生活。如果他痛哭流涕，如果他不照顾那里的生意，他就活不下去，他的生活就会崩溃。所以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不管那种生活有多悲惨，只要不是特别破坏，那就是当事人的生活，你需要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所以感情是次要的，观点是次要的。你的情感需要放在尊重人的生命权利和逻辑的前提下。不要用自己的思想、逻辑、情感去代替人的生活需要和真正的生活权利。

5.如何消化材料和写作

我们去采访，有些采访一般是有预设的，有些采访可能是随机的，但是我们有很多活的素材，而我们有了素材之后，你就要展示出来，你要让他们活下去，找到基调，让故事有灵魂，这些都是很难的事情。记得我写《三匹马之外》的时候，做了那么多采访，包括一些比较难的采访，有一麻袋材料是上访者一个人堆在那里给我的。真正写的时候，我花了一个星期整理资料。前半周盯着资料发呆，不敢打开，太累，太多，没心没肺。但这其实是一个酝酿训练的过程。第三天下午才打开。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把所有的材料看了一遍。感觉像是满地都是骨头和血肉的东西。你要先过一遍，消化一下。接下来就是梳理已经化为灰烬的东西，让它们复活。你得给他们打针，给他们灵魂。这个过程很难。我写完材料后，又发了两天才开始写。中间写的时候感觉写不下去了，休克一两天。稍微慢一点，就可以再写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包含梳理素材，思考从哪个角度去写，然后给他什么样的思考和情感，让它有什么样的独特气质。一篇稿子，材料和线索决定了它是否是一篇合格的稿子，它的气质决定了它是否是一篇专门的稿子。如何让它有气质，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你不仅要找出应该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找出这个故事的灵魂在哪里。有的人一辈子写不出专门的文章，有的人第一天就能写出来，是因为能抓住灵魂。这个东西不能教，但是可以做整理资料和承重心理方面的练习。

我觉得有一种体验。如果只用录音笔采访，写好稿子是很难的。因为用录音笔是一个偷懒的过程。你录的时候，心里没想。后来完成的时候，经常用别人帮你完成。如果你自己整理很困难，有人会让公司整理，整理好了你就忘了。你挑的东西对你来说很陌生。但如果你用录音笔作为备份去查看细节，找到关键数据，基本上靠采访笔记，你也不会觉得奇怪。我就是这样。我用了30多本笔记本采访沉默的孩子，都一一记了下来。你同时写下来，有个好处:面试的细节，面试的材料，你都要用文字写下来。就算是速记，其实你的内心已经用一种思维方式描述过了。所以当你再写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吃了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难点，可以参考你的录音，然后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和客户核对，让你彻底了解。在你彻底阅读材料后，你通常会发现你应该从哪一点开始写。

我举个例子。我的同胞雷蕾是“真实故事项目”的创始人。他有手稿。我觉得他写的是一个北京少年杀了雇主一家三口的故事，很可惜。其实他和雇主是亲戚，并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杀人的原因是他半夜打完游戏累了，然后上班的时候打起瞌睡，但是雇主的媳妇把他叫起来，他毫无感觉的用刀把他们都杀了。杀了他之后，他没有任何感觉，包括在法庭上。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困了”。看看这份手稿的灵魂在哪里。我觉得在这句话里，人性变得麻木了，他走出那个界限，仅仅因为“困”就杀了好几个人。我觉得如果从这一点进入，就成了好稿子。抓住这么简单的理由和这么可怕的事实对比，却感觉他的稿子没有写这方面。他的手稿是典型的社会手稿。其实青少年杀那么多人，找不到多少矛盾，但是人性的麻木是完全无力的。是这样的事，没抓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你采访和收集资料的方式，另一方面你要善于捕捉到最让你感动，让你觉得与众不同的最特别的东西。找不到的话可能会装腔作势。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灵魂。

我写的时候，有严格的规定。我不在里面加想象，不在里面补直接引语，也不在里面加很多戏剧性的描述。我会有我的情绪，但我的情绪基本上是自减的，但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上帝视角。我的文字其实是有温度的，所以这个温度是由于自然的体温，人性中的自然底色不是我加的。

如果这个家庭残酷，没有希望，我会写下这种残酷。有个故事叫《屋檐下的冰》。为什么会这样写？家庭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已经到了冰点的不信任，孩子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所以家庭似乎没有希望，没有温度，只有一点温暖，这可能是母亲对孩子的关心。其他大部分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温，我也没有刻意去加。虽然有寂静，但我觉得这寂静里还是有声音的。是一种沉默，只要听了还是能听出来，不是死记硬背。我想这就是我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初衷，包括写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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