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非虚构写作四人谈：张慧瑜、袁凌、阎海军、刘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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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囡刘梦之

2019年1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腾讯粮雨、彭静传媒支持的首届“媒介、传播与叙事”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发现叙事原因:智能媒体时代的叙事新闻、文学新闻、长篇报道和数字叙事”。本文摘录了四位与会者精彩的发言。

首先，袁凌非虚构写作的本质问题: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非虚构写作自诞生以来，尤其是在中国，一直面临着身份悬念的问题，只能处于一个边缘地带。你是如何在这个边境地区获得好位置的？如何建构我们在这个边疆地区的叙事结构的一些成果？这是非小说作家和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到非虚构性质，我们如何看待？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身份悬疑问题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分化，而这种分化也是一个机会，就像莱昂纳德·科恩所说的“一切都有裂缝，那就是光进来的地方”。如果我们完美地看待一个事物，没有分裂和混乱，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就到此为止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才显示出非虚构存在的价值和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非虚构写作的本质问题: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非虚构存在的本质及其问题是什么？作为从业者，我既是传统媒体记者，又是新媒体编辑，还是“自由作家”，这是身份的转换。另一个变化，在写作风格上，从严格的调查报道到新闻中文学性很强的专题文章，再到非虚构写作、虚构写作等写作风格，是写作的形态变化。经历了从职业身份到写作形式的转变，一直在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本质。其实也是一个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目前的非虚构写作在主流媒体眼中没有独立的主流文学价值。即使在我们许多写非小说和研究非小说的人中，也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习惯于从社会角度寻找和探索它的价值。我们会不自觉地将非虚构小说分为地方叙事、底层叙事和边缘叙事，以及陈徒手老师的历史叙事和档案叙事。我们仍然关注它的流派价值。我个人认为最贴近新闻的还是特写，相比非小说类写作作品，特写还是最有文学价值的，这也是新闻系成立非小说类写作工作室引领非小说类探索的原因。这也表明我们有意无意地意识到特写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并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将它们结合起来。

虽然国外也有专题写作，但我国的专题写作肩负着更重的使命，其意义在非虚构写作中被置于更高的位置，这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文学性为什么被钉在这种体裁上？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主流文学圈长期以来对社会性、圈子性、协作性、套路性、虚构性的摒弃有很大关系。最终，主流文学本身失去了为真理说话的能力，变得自我满足。当时的主流文学作家希望努力发展知识分子精神镜像的野心。但是，因为个人在体制内，所以无法逃离这样的生活圈子，以至于他们唯一的反映淹没在大量的自尊、自污和满足之中。即使有一些反思，这种反思也是带着一种自我满足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最大的知识就是知道我的无知”。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我比你有见识，因为我知道我无知。

特稿是一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其特点是“特稿腔”。“特征室”的形成是对文学性的过度追求。我们把对文学性的期待寄托在可能适合但又不能最大限度承载文学内容的体裁上，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特写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写腔”。我们常常在特辑中看到小见大，试图用一个样本、一个现象、一个情节来整合事件的寓意、人性的复杂。特辑承担的文学与精神结合的使命，有点超负荷。

如何摆脱特稿对文学性的过度追求，虽然这种追求是合理的，但我们很容易过度追求。如果不满足于专文，就应该在非小说写作中追求文学性与社会性的成就与共存。如果把特写剥离文学性，还不如调查报道。调查报告严格抵制文学性，追求真理到极致，榨干一切水分，追求干货。它只有两个价值——逻辑和事实。如果把文学性剥离，就没有更多的逻辑和叙事价值去考察和报道了。特色离不开文学性。如果只把文学性寄托在特色上，非虚构写作就会悲哀。

我们如何在非虚构写作中放置文学性和社会性？

以洪亮为例，梁庄的中国文学性是自发而自然的，作家对乡村的感受和对乡村的抒情性可以在对一个村庄的抽样调查中得到充分发挥。我觉得大多数人在良庄读中国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它的文学性，因为它的文学性跟不上我们很多记者写的专题文章。但为什么在中国成为非虚构经典，大家看的是她的强烈的社会性，至少是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是自发的、真实的，而不是受制于体制和套路的那种文学性，所以成了典范之作。《楚亮庄》打破了社会性与文学性的平衡，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想要接近非虚构写作，这实际上意味着依靠社会性。在《楚亮庄集》中，我们看到更多的生活现象作为样本来分析，我们再也看不到社会性与文学性之间那种自然舒适的平衡。

后来，洪亮可能觉得文学性在非虚构写作的道路上很难发挥。《神圣家族》本来不是虚构的，但她听从了建议，改成了虚构性更强的小说体裁。后来她干脆写纯小说。是什么导致我们的非虚构作家离开了非虚构写作的道路？我觉得首先是现实因素，非虚构写作的现状，这不是主流。其次，作家本身并没有解决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平衡。

大部分非虚构作品都是在民族志、地方志、人类学的语境下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认可是建立在社会性的前提下，而不是平等和谐地对待它们。这就造成了当我们提到经典的非虚构作品时，除了特别之处，我们总是很难找到几部符合我们内心期望的作品。

有一些经典的非虚构作品，在传统主流文学的框架下被归类为散文。例如，当李秀文的袈裟被授予时，它被授予散文。传统文学给了非虚构文学一个灵活生存的机会。这也说明主流文学对非虚构文学的接受态度相当微妙。一方面，它不再被忽视或忽视。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被非虚构文学应有的意义和性质所接受，事实上对非虚构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存在一些困惑。

我觉得文学性不一定是虚构的，文学性不一定是想象力有多丰富。梁鸿在演讲中说，文学性是基于真实经验去挖掘和挖掘真实经验的表现力，并在细节上挖掘空。看似是我们平常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平常的经历并不熟悉，在真实经历的细节基础上和我们的日常经历完全不同，就像我们擦亮灯，用显微镜观察事物一样。以梁庄为例，虽然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但无论走到哪里，李晴都随身带着一把刀。这个细节描绘了对人的不信任，对自我防卫的恐惧和意识，给了我一种对故土的强烈陌生感。在日常经历的细节中，你突然被赋予了一种超乎平常经历的疑惑，让人颤抖、震撼或沉浸。放弃一种归纳、分析、判断，我们可以沉浸其中，体会它的意义，让它被社会的喧嚣辐射，被我们的分析和社会联系淹没的生命的声音和气息。我觉得无论是陌生化还是沉浸式的体验和表达，都是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可以呈现的契机。我们不必借助脱离现实的想象来解读基于生活细节和生活经验的文学性。现实中，文学性的发挥可能是我们未来整个写作的方向。它会针对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经验的虚构文学，将想象提升到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而想象最终会成为一种常规的缺陷，从而为非虚构写作寻求一条突破之路。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精神。当这种精神形成后，就会再造文学。但是，这需要作家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新闻系虽然主导着非小说类写作的步伐，但未来需要拓展到文学系的某些领域，利用这个机会拓展到主流文学也不是不可能。虽然非虚构写作是由新闻部发起的，但它不必局限于传统的专题文章和长篇报道的新闻体裁。我们可以从新闻到故事。虽然十大文学主题中有两个适合写小说，八个适合写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八大主题都是作为小说来写的。故事可能会成为未来非小说写作中一种重要且更容易被接受的文体，也可能是发展最广泛的文体。新闻部需要投入一些精力来关注叙事、故事以及植根于现实和真实体验的叙事。

嘉宾简介:袁玲，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知名记者、非虚构作家。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调查报告和专题文章，获得2012年和2013年腾讯年度专题文章和调查报告奖。《南方周末》和腾讯《人人》的专栏作家，在小说、作家和天涯发表了几十万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来自出生地》《血媒上的青苔》《沉默的孩子》《世界》等书籍。曾获腾讯学院文学奖，2015年非小说类作家，2014年新浪好书排行榜入围，2014年吉雅桂园散文奖。

二、阎海军对中国非虚构写作的走向与反思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有三大区别

马克思提出“脑体差异、城乡差异、工农差异”。文艺领域也有三大区别，司马迁《史记》中帝王将相多，小人又有多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底层写作和底层写作开始出现。优秀作品如《债役工》、《饥饿之国之旅》、《红色都心史》等纷纷涌现。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妖蛋”派，形成了“马”梯队(荣、、、、孙乾)。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的“山药蛋”派被抛弃，“文艺三大差异”再次加深。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压抑化成为各类文艺作品的卖点。报告文学在被主流文学俘虏后，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和生命力，成为一种歌颂的文体。纵观历史，我们不禁会想，未来的非虚构写作是否会被主流文学所俘虏。

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商业文学和主题文学三足鼎立

纯文学基本上与现实没有具体关系，不描写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只描写个体抽象的抑郁、绝望等情绪，仿佛无病呻吟。大众对文学的感知已经厌倦了拿着架子说话带着腔调的叙事范式。商业文学史上的资本通道占据着精神文化领域的商品，而主旋律文学则聚焦于主流意识形态，很少触及现实社会问题。

新世纪崛起的“底层文学”

曹征路、陈应松等人创作的大量作品形成了21世纪“底层文学”的上升趋势。青年文学批评家李·认为“底层文学”是“当代最具开拓性的文学形式”。新世纪初“底层文学”的集中呈现，既是文学文化意义回归的标志，也是对文艺创作中底层主体性缺失的直接回应。

提倡“人人都能做”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内在统一的全新创作理念，通过西方记者的作品在中国迅速传播。“我用手写心”的表达欲望和自由得到了彻底的激发，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正如纪所说，“中国从来不缺乏优秀的文人和创作元素，但他们大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斗心”上，花在了互相嫉妒和排挤上，浮躁和逐利的生存模式充斥了整个社会”。非虚构写作鼓励每个人不仅要成为历史的参与者，还要成为历史的记录者。这种去专业化和精英传统的思想也改变了普通教育。

“机械化生产与快餐消费”的文学越来越边缘化

“非虚构写作”在形式上类似于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在对现实的关怀追求上与“底层文学”有着相同的逻辑。互联网改变了整个时代，用固定的框架和理论分析事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步伐。面对互联网的冲击，纯文学出版物像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一样，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都是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向路的尽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和丰富化。文学不再是传播精神食粮的主要渠道，“机械化生产，快餐消费”的文学越来越边缘化。

对当前非小说热的冷思考

中国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纯文学作家，一类是媒体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真正好的非虚构写作将在记者中产生”。不同职业的作家只要从职业的专业性出发，写出对大众有益、有趣的作品，就能成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记者的原创。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人对非虚构写作的狂热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这种狂热的不断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猎奇、捏造、洗稿等，也是亟待加强监管、提高警惕的问题。

非虚构写作手法很重要，真正的底线更重要。米萌的10w+爆款以非虚构写作告终，违反了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要求。流量是硬道理，经得起时间考验是必不可少的。流量是检验作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追求流量，但不要被流量绑架。为了摆脱困境，我们必须创作经得起考验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要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真诚。

嘉宾简介:闫海军，非虚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悬崖报告》、《官腔里》、《隆中术》，入围第十一届“金文图书奖”，荣获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十大好书、凤凰网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类图书、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一等奖。

三、张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视野与社会实践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写作形式，能够体现作者融合新闻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综合素质。

在高等教育中，写作并不局限于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需求写作训练。写作也是通识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技能。是一个不断的合理化和思考的过程，你可以思考，可以说，可以写。我们会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也要自己写稿子，写出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一个反思梳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人和理性人，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训练逻辑思维和思维能力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写作应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清华大学把“写作与交际”作为全校的一门通识课程。写作不是简单的文学或新闻写作，而是一项综合素质练习。就非虚构写作而言，没有一个人不会写，也没有一个人从事非虚构写作。不管学什么专业，上不上大学，我觉得都无所谓。你表达和写作的欲望可以通过非小说来调节。没有什么不能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对象。在非小说写作中，有的是公开的历史事件，有的是“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就要求你重新发现它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性。它与广义的社会史、文化史密切相关。比如你写种族的故事，手机生产的故事，这些都不是新闻，但是如果你研究它的发展史和人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现；你写你的父母和老师，从这些没有故事的普通人开始，写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性，挖掘他们背后的历史和社会逻辑。袁玲老师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写非小说，是因为传统的新闻体裁无法表达新闻人物的深刻含义。许多故事仅靠新闻报道无法传达其深刻的含义。

在我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几次主题写作，其中一次是“认识他人”。要求学生不要写自己或同龄人，要写自己、年龄、社会阶层的差异。鼓励大家以小组写作的形式互相讨论交流，共同确定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理清写作对象的含义。价值在哪里？学生在写作中回顾历史，感知时代。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写作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媒介。除了以袁凌、阎海军为代表的个人写作，还有大众写作。受高尔基“世界上有一天”征文的启发，茅盾发起了“中国有一天”工程。1936年4月27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征文中写道，“投稿内容可以是5月21日发生在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任何人的经历、对任何方面的印象、文字材料、图片材料”。反响热烈，编委会收到3000多封，总字数不低于600万。每个人的职业和地位都不一样，记录的中国故事也很不一样。同年9月，他们选择并编辑了这些信件，将它们汇编成一本书，并在付梓出版了《中国的一天》。

长征结束后，当时没有其他媒体，写作是最廉价的记录方式。中共中央鼓励参加长征的士兵写回忆录，并于1937年2月编成《红军长征》一书。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在描述红军长征的内容时参考或借鉴了这本书的材料。索尔兹伯里甚至搜索这本书的作者进行深入采访。

1941年，在冀中军区政委程·的倡议下，冀中党政军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按照作家王林的说法，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仿照高尔基1936年编辑的《世界上的一天》和茅盾1936年编辑的《中国的一天》。“发动全国革命战线上的工农兵和他们的干部，拿起自己的笔来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当时共收集手稿5万多份。继王林、孙俪、李英如为主要编辑后，《冀中一日》编委会共评选出200余篇文稿，分为《鬼》(又称《罪与敌》)、《铁血战士》、《独立、自由、幸福》四个系列

在我们现在的视频时代，仍然可以看到从《一日中国》到《一日冀中》的大众写作痕迹。短视频往往以一天的缩影呈现。腾讯推出“一天中文”专栏，在深圳举办社区文学大赛。在这些视频叙事、栏目内容和竞赛活动中，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得到了极大的凸显。写作已经成为与社会交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由我们发起的“工人文学奖”和“爱家乡——非虚构写作大赛”的征文活动，也在验证和拓展非虚构写作广阔的社会实践维度。

嘉宾简介:张，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影视文化、媒介批评、非虚构写作等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题呈现》、《主题的幻影: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等专著。曾任中国电影协会理论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批评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批评家协会理事、北京文学批评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第四，刘楠民族志新闻在深度报道领域的溯源与实践

“民族志新闻”的概念是201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会议上真正提出的。新墨西哥大学的珍妮特·克莱默和科罗纳多大学的迈克尔·麦克德维特提出了将人种志方法引入新闻的可能性。会上，记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谈论定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实践的可能性。2004年出版的《新闻学中的定性方法:走向街头》一书提出了民族志新闻的概念。

民族志新闻试图通过重新思考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和视角，突破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将民族志方法与新闻实践相结合，重构更加平衡的叙事模式，恢复被遮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民族志新闻的运作其实是一个民族志的过程，记者也是民族志工作者。他们想进入某个文化或亚文化社区，长期生活在这个社区文化中，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渗透进去。民族志新闻和新闻报道实践本身是最接近的。记者利用参与式观察经验获取新闻信息，包括卧底观察。1887年，美国女记者李娜·布莱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潜入精神病院进行秘密调查，并写了《疯人院的十天》。1933年，乔治·奥威尔在巴黎寻找无家可归者的踪迹，最终在巴黎和伦敦写出了《落魄记》。

历史文化解读

民族志新闻是指记者基于时代精神，通过对动态新闻事实的历时性观察，解读和“分析”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南方周末》十年(1998-2007年)跟踪了三个村(四川省白鹿镇、河南省小张庄、福建省安海镇)，共30篇报道。央视新闻调查花了十年时间(2008-2018年)跟踪四川杨柳坪村震后情况，前后采访跟踪固定人物5次，如失去孩子的夫妻、夏叔叔、失去母亲的文超等。，记录了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摆脱苦难和痛苦，获得生命力量，构建新生活的真实心路历程。民族志新闻关注的是在常规或传统新闻业务中被认为没有新闻的日常生活，有利于描绘被传统新闻实践忽视的边缘化群体及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对“国家新闻”的历史文化解读，有助于拓展深度报道的观察视野，增强记者的观察力、耐力和学习能力，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转型期中国。

参与式观察体验

“民族志新闻”的运作遵循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强调作者和采访者的反身性，以观察者或参与者的身份进入该领域，并采取参与的观点

深入访谈，如检查和非结构化访谈，进入报告环境。记者付出时间和精力，深入现场，走进日常生活，全方位观察和体验，洞悉隐藏的细节，挖掘和传达事物表象下真正的社会意义。比如《故事会硬核》的作者、腾讯粮雨联合制作的特辑《废物俱乐部》的作者杜强，参加深圳三和人力资源市场一个月，记录“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被工厂流水线挤压，不得不适应现实劳动规则的矛盾局面，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由的追求和身不由己的困境。

内部情景互动

传统的新闻报道，为了秉持客观原则，新闻发布会与回答者保持社交和情感上的距离。民族志新闻强调从“内部人”的角度进行互动和交流，通过身临其境的采访与被采访者建立平等友好的互动关系。《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采访了六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剁手党村”的报道。年轻的阿星因为与被采访者的深入接触和对记者的信任，在杀人后选择在记者的陪伴下自首。傅剑锋认为，阿星的犯罪实际上是这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症状的一种极端表现。民族志新闻强调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交流是即时的、双向的和互动的。报道的视角是从俯视到俯视，叙事视角是从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地位更加平等，情感更加亲近。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志新闻”形式的变化上。新闻价值所要求的时效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以历时参与观察为特征的“民族志新闻”的实际情况是相悖的。如何让一个善于记录瞬间现象的职业与从文化角度认识和审视社会的研究方法相兼容？

从方法论应用到自觉价值内化

民族志新闻不是西方新闻范式的舶来品。参与式观察、跟踪记录等方法早已在中国新闻实践中运用，并取得了有效的传播效果。1998年新闻调查拍摄的《大观村选村官》节目，以真实观察记录的形式，展示了吉林省大观村农民第一次“海选”的过程。节目的背景是1998年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节目本身也是抽样观察，让观众了解了当时农民民主选举的实际情况。

追溯“民族志新闻”:激活群众路线的灵魂

“民族志新闻”一词实际上起源于西方，但它提倡深入现场，参与是为了建立观察和被采访者之间的信任，建立和谐的关系，它继承了延安时期的新闻规范，契合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法宝“群众路线”。2011年，全国报刊广泛开展了“深入基层，转变文风，转变文风”的学习实践活动。记者深入一线，写了很多报道。比如在《新疆弼里村日记》中，记者体验了偏远地区农村孩子上学的惊心动魄的方式。在《马子硕求医之道》中，记者记录了农村家庭在北京儿童医院就医的故事。“脚下有泥，脑子里就有东西。”《民族志新闻》要求记者到作坊、码头、田野多层次、多方向、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真正掌握全面、真实、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不断增强自身的调查研究能力，能够深入了解基层群众。

抢救“民族志新闻”:快时代需要“慢新闻”

新媒体时代，交通经济、快速“洗稿”、虚假新闻、泡沫信息充斥网络，真正有深度、有价值、消耗记者心灵、力量、脑力的新闻报道成为稀缺品。在这种背景下，“慢新闻”是对现代主流媒体追求效率的“快新闻”的反思，它反过来主张“慢”，试图解决新闻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问题。民族志新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慢新闻。曹大成在深圳卧底丐帮干了几个月，写了两万多字的调查笔记。他当时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深圳立即严厉打击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偷盗等犯罪活动。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历时几个月撰写的“慢新闻”为这个社会的司法改革增添了不少动力。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不缺碎片化的信息，更缺有温度有重量的“慢新闻”。

民族志新闻是一种方法，但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方法。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不仅要在严格的方法上培养研究者，端正研究态度，还要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具体的、客体化的传播文化延伸到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民族志文化，使民族志传播摆脱客体化依赖。虽然民族志新闻与新闻业务的结合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恰当的结合不仅是多学科知识融合和方法论创新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新媒体时代继承“群众路线”和深化“以人为本”新闻价值观的体现。

嘉宾简介: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国家公立学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曾任央视《社会记录》记者、《新闻调查》记者、《新闻1+1》编委会主任、主编。策划了《严嵩看俄罗斯》《走向基层》系列节目，担任纪录片《六个孩子的2015》《新闻漩涡后的村庄》总导演。发表过《新闻热播武侠——央视评论部机密》《有个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个人》《寻找白。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讲座交流，发起“乡村探险博士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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