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法制日报：律师调查令距离畅行无阻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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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两年内发布了2000多份律师调查令，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全国许多法院都试图执行律师的调查命令，以解决律师取证和执行案件困难的问题。但在实践中，相关机构不批准律师调查令的情况时有发生。

驳回律师调查令的理由是什么？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律师在持令调查被调查人时是否有配合的义务？申请人取证权与被申请人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律师的侦查命令是“命令到哪里，就畅通无阻”，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律专家。

地方法院积极探索

“自律师调查令出台以来，其功能定位一直是解决实践中取证难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建国告诉记者，当证据被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持有时，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发布调查令，律师将持有调查令。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认真贯彻实施律师法保障律师诉讼执业权利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积极探索和试行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的实践，认真研究相关问题，总结经验。此后，我国许多地方法院积极探索律师调查令制度，广东、天津、浙江、重庆、河北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实施律师调查令的规定。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法官周结合办案实践说:“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非常费时费力，法官开庭、调解、撰写判决书后，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出去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频率比较高，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为设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和试行登记制度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探索建立律师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方便投资者律师行使相关调查权，提高投资者自行收集证据的能力。

今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对涉港澳案件律师实行调查令制度。对于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内地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会发出调查令，授权其完成调查取证工作，解决律师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律师调查令主要用于动产、不动产等财产证据的调查，并向档案材料、信息资料方向延伸；广泛应用于实施阶段，全面推广到备案、试行、实施等各个阶段；签发率和调查令的成功率也大大提高。”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闫芳说。

拒绝的理由有很多

前不久，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名律师拿着法院下达的调查令，前往银行获取当事人的账户信息，但银行不承认调查令的法律效力，直接驳回了律师的请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虽然近年来的探索在律师调查委托书的使用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遇到了许多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单位拒绝持有委托书的律师获取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

闫芳坦言，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各地的具体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被调查单位往往以内部规定为由拒绝配合，无法确定调查人员的身份和调查内容的目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周认为，这一规定是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的来源。但是，公权力的委托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法院行使的公权力，调查取证权只有在法律规定可以委托他人的情况下才能委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是否有权委托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执行律师调查令的规定只是地方性司法文书，对管辖范围内的有关行政机关、银行等单位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样一来，律师就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用法院下达的调查命令从相关单位获取证据材料，相关单位不配合是必然的。

“虽然律师的调查令不时受到质疑，但它仍然有其优越的法律依据。只要对现行法律中的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作出适当解释，律师调查令就可以解释为当事人或律师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特殊形式。”肖建国研究认为，律师调查令是一种本土化的证据收集制度，体现了中国法院的司法智慧。近年来，地方法院发布了地方司法文件，以规范律师的调查命令。然而，律师调查令的适用条件、范围和程序缺乏统一规定，对律师滥用调查令也缺乏有效监管。同时，律师的调查委托书往往涉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与对方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建立具体的规则来协调复杂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立法或发布司法解释来统一、规范和制度化侦查秩序。

制度保障有待改善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及其律师滥用调查令的情况。

肖建国认为，为了维护律师调查令的合法性，有必要明确律师调查令的适用主体和理由，即谁有权申请调查令，谁是被调查人，如何确定申请调查令的法律理由。

“鉴于《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仅限于持调查委托书的律师，律师申请调查委托书为宜。被申请人是有证据的案外第三人，特别是市场监管、土地、房管、税务、公安、金融、人类社会等单位。至于申请调查令的理由，主要限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肖建国说。

“适用于律师调查令的证据类型和地理范围也应明确。”肖建国表示，对于第三方持有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如银行账户、登记资料、档案资料、财务凭证、权利凭证、出入境记录等。，可以适用调查令，但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和其他证据除外。目前律师的调查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属于“地方粮票”，而民事诉讼管辖权覆盖全国各方。为了适应单一国家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有必要突破律师调查令的地域限制，将其适用于全国，以查明案件事实。

应如何制定适用的程序？肖建国认为，应当明确审查程序、调查程序的实施以及法院收到调查令申请后对违反调查令的制裁和救济程序。

比如，审查程序是否应该采取只听一面之词的单方程序，或者是否应该通知被申请人听取答辩，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前者强调证据收集的效率和效果，后者强调程序保障。如果选择前者，在被申请人认为法院审查签发程序严重违法或者不符合申请调查令的法定理由时，是否给予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机会，也是一个问题。再比如，如果被调查人拒绝配合律师的命令进行调查，该怎么办？律师在场但无权制裁被调查人，法院有权制裁但不到取证现场。解决类似问题，需要细化程序规则。

专家学者建议，先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时机成熟时，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律师调查令的内容，法院有权委托律师向有关单位取证，试点成果和经验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原标题为“律师的调查令离畅通无阻还有多远”)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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